年前在三联书店，悄悄举行了董乐山先生的纪念追思会。先生晚年恒以罹病身躯坚持译事，甚令众多旧雨新知倍感叹佩。一代翻译名家惠遗后世恩泽的巨大，也让诗人邵燕祥先生联想到三四十年代以来，在文化艺术和人文思想诸方面，有功世人莫大但如今却并未广为人知的“巴金那派翻译家”。应该承认，以巴金为中心的那些作家兼翻译家，以及昔时与他们同寓沪上、不过与之并无过从的乐山先生，当数近五十年来从事译业的杰出代表。日后撰著译史，如若缺少他们的篇页，显然难以成书。
或许是时间久远的缘故，“巴金那派翻译家”究竟包括哪些前辈文人智者，一时间恐怕已是很难道清说明。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到后来的平明出版社，巴金亲自动手并且组织出色的作家学者译印大批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他们的劳绩虽然仍在继续滋养着人们的文化情趣，可因后来出版社公私合营，以及外国文学译介规划的缘故，就连爱读者也逐渐在淡忘他们的勤勉辛劳。尽管对于丽尼、陆蠡和汝龙等人的名字，大家还算熟悉，可是他们谨严认真对待翻译，还有他们那时同钱锺书夫妇、杨绛胞妹杨必以及傅雷诸位的交谊往还，却明显少人知晓。
几个月前，新近行世的《傅雷文集》（傅敏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却从一个独到的侧面，让读者感受到“巴金那派翻译家”行文做事为人的殊异风范。那是汇辑在书信卷中的一组信札，系傅雷致著名戏剧家宋春舫哲嗣、香港学者宋奇的私简，其中除陈述傅宋两家交往琐事以外，非常细致谈论到了当日巴金组织翻译的情形：
最近杨必的一本Maria Edgeworth：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我已和巴金谈妥，此书出版时将《小癞子》重印。届时必当寄奉。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札克与《克里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励你译书，即为此丛书。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译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既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谈不到传达原作的风格。真正要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无法兑现的理想。我只能做到尽量的近似。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致宋奇信）
诚如傅雷所言，为了保证不负巴金约译要求，不仅杨必重译了《剥削世家），傅雷本人也彻底重译了百余万言的四卷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在这封信里，他也谈到其译书经过和想法：
我最后一本《克里斯朵夫》前天重译完，还得从头（即第四册）再改一遍（预计二月底三月初完工）：此书一共花了一年多功夫。我自己还保存着初译本（全新的）三部，特别精装的一部，我预备预留一部作样本外，其余的一并烧毁。你楼上也存有一部，我也想销毁，但既然送了你，事先还须征求你同意。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友眼里留这个污点。
当然，此时的傅雷不会预见，仅仅三年之后，席卷而来的风暴却又因这部译了两遍的《克里斯朵夫》，使他首次蒙遭厄运。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的扩大会议，点名对他进行批派：
为什么要重提这些旧事呢？我的用意是在劝告，以翻译自豪、而且以罗曼·罗兰的漂亮外衣取得一些青年读者的崇拜的傅雷，应该正视这种情形。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以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别人就打她不倒。傅雷对自己的翻译的态度，我看和“一本书主义”是一样的。可是，不论是一本创作小说也好，一部翻译名著也好，要在人民面前当作骄傲的资本，是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的。当人民发现你把一本书当作讨价还价的私产时，他们就会向你背过脸去。何况，在歪曲罗曼·罗兰这一点上，傅雷还欠着读者一笔必须偿还的债！“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冯至同志的“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一文（1957年11月21日），说到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和思想右倾的学生中间，有很多人受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启发”，应为这部倡导超人式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约翰·克里斯朵夫”当然是一部不朽的名著，但傅雷站在歪曲罗曼·罗兰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向读者介绍这部作品，却应该对这部作品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负责任！
（王西彦著，《唱赞歌的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11月初版）
傅雷此后的遭遇人们都已了解，悲剧的发生自然与这部罗曼·罗兰的著作脱不开干系。此外，从巴金老人的《真话集》（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初版），以及贾植芳教授的《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初版）等著述，也可获知满涛、汝龙等译者各个不同悲惨被难的片断。然而，更多事实就不得其详了。因此，由识者来追溯“巴金那派翻译家”昔年旧事，定会很有价值。
记得去年溽热时季抵沪，与子善兄同往拜望王元化先生，谈及我所在编的副刊，他说很想作篇追忆翻译家满涛的文字，可惜先生其时事务繁忙未能动笔。此时想来真让人牵挂。也许，过不了多久就能看到他的文章？那样的话，“巴金那派翻译家”是能够更多为人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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